面对疫情“大考”，江海区全面落实网格化防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迅速把社区治理优势切实转化为防疫效能，有效阻断了疫情传播，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支撑，也暴露出农村社区治理长期存在的“短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后疫情时期，总结利用防控经验，突破农村治理短板，是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方向。
一、江海区疫情防控的工作特色
江海区作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以实验区建设为契机，不断被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使城乡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一是党建引领筑牢防疫堡垒。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后，该区以自然村（小区、楼栋）为基础组建“四级”防线，建立网格 446 个，设置网格员 1453 人。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城乡社区一线成立了 115 个党员先锋队，并组建 71 个三人工作小组，设置党员责任岗位，1100 多名党员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排查外来人口、登记来往人员及车辆信息，成为战“疫”大军的骨干力量。
二是“三治融合”构建社区多元参与格局。以自治提升社区凝聚力，该区深化村规民约和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制度，通过积分奖励等办法动员全区9000 多名党员群众参与志愿网格员队伍，全面参与社区防疫工作；以法治维护有序的防疫环境，采用以案释法等形式深入农村进行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以德治搭起联动互补的慈善救助体系，大力开展村级慈善联谊会和乡贤馆建设，一批新乡贤和社区能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共捐赠了逾 200 万元的资金和一大批医疗物资，有效缓解医护、公安、社区等一线防控物资严重紧缺的问题。
三是“三社联动”全力做好兜底保障。该区社会服务机构在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下，主动融入社区，通过线上心理支持和援助热线，为辖区的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特困供养人员等提供专业服务。全区 6 家社工机构 150 余名社工深入社区开展服务，累计电话随访 7173 人次，跟进服务困境和留守儿童 500 多人次、独居困难老年人 120 余名，为 46名对象建立个案提供专项服务和跟进，帮助 65 名服务对象解决迫切需求。
二、疫情防控暴露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认同度及社区参与度较低。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虽培养了一批党员先锋、居民志愿者、社区“带头人”，但广大群众意识仍有待提高，除了部分对社区依赖性较强的弱势群体外，相当一部分群众仍认为社区建设的好坏与自己并无关系，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弱。在农村地区，村民与村集体缺乏利益联结机制，与政府和村集体的关系日渐疏远。在重大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地方由于缺乏群众支持，疲于应对高饱和、高密度的任务和需求，无法迅速、高效启动应急管理机制。
（二）村级“小马拉大车”，存在“准行政化”问题。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村一级承担着基层党建、发展集体经济、就业保障、环境整治、卫生残联、精神文明等行政事务。在承担大量行政工作的同时，忽视了公共事务的自治和民主管理，自治功能逐步弱化。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村干部普遍感到工作负荷重、压力大，难以履行作为群众自组织的职能，为居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农村治理力量有待加强。疫情防控达到预期效果，依靠的主要还是基层干部的无私奉献与付出。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应急状态无法持久，急需改变。一是基层人手不足，以江海区为例，目前一个行政村“两委”一般只有5人，年龄结构老化，人少事多，待遇偏低，留不住人。二是农村自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并不直接参与村日常事务管理，即便有，也存在规模偏小、结构松散、服务手段滞后等问题。三是基层普遍缺乏公共卫生防护知识技能及应急演练，面对重大疫情时，难免手忙脚乱、束手束脚。
（四）农村信息化水平滞后。受限于资金、意识等因素，农村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各部门各自为政，分散作战；同时，数据采集的基本要素、数据的来源、数据采集的方法及要求等并不统一，导致形成“信息孤岛”。此外，部分行政村工作人员不懂计算机基本知识，同时又缺乏适应的人才培养、培训机制，阻碍了信息化的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加快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共同体。一是加强共治制度建设。大力推广党员责任岗、村民议事会、村规民约积分管理等社区治理创新制度，不断激励村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培养参与意识。二是培育崇德向善社区精神。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大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发现和宣传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大力褒奖善行义举。三是加强农村社区文化认同。开展乡村文化复兴，建设乡贤馆、村史馆等，满足农村文化需求，唤起村民文化自觉。四是发挥新乡贤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以乡贤参事会、村级慈善联谊会等为平台吸纳威望较高的新乡贤参事议事，在社区矛盾纠纷调解、良好道德风尚营造中的发挥纽带作用。
（二）完善“三社联动”机制，加强乡村治理能力。一是支持有条件的街道、村居建设社会服务综合体，整合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儿童之家、居民议事厅、乡贤馆、志愿服务站等功能场所，引进专业社会服务机构进行运营和服务，为社区内各类人群提供精准服务；二是创新服务形式，鼓励街道、村（社区）统筹政府资金、慈善公益资金，综合运用项目购买、项目补贴、项目奖励等多种支持开展社区治理“微创投”品牌项目，吸引社会组织、社工专业人才参与项目实施，通过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培养本土社区社会组织和自组织的服务能力，并对优质社区服务项目进行奖励。
（三）充分运用疫情防控经验，抓实抓细社区治理。一是要深入理解和运用“全周期管理”理念，将疫情大考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三社联动等宝贵实践经验形成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为基层治理能力。二是通过“平战结合”“上下结合”与“专群结合”，打通应急状态与常规状态的治理全周期、打通治理环节和服务内容的全周期，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层级明确、机制联动、效能显著的社区治理新体系。三是加强社区信息化水平，合理利用疫情期间建立起的居民信息数据库，使老年人照料、卫生保健服务、残疾人服务、儿童服务等能借助网络开展，实现社区服务现代化和网络化。
